我一定是火焰

雖然其中爭議最多的部分在於第二層面的法律問題，但是一般社會生活、茶餘飯後對於第三層面（政治道德問題）較有興趣。而第一層面（事實問題）則明顯的比較沒有操作空間，但是這並不表示我們活在非決定論的客觀世界，而是涉及法律之事實往往是基於某種特定訴訟目的所決定的，例如當事人間有無借貸事實通常繫於有無可資證明之具體證據（例如借據），這是為了訴訟經濟的考量。 尤其是眾人面對「適切之法律」所牽引出來的肯定說、否定說或是折衷說，如果不是事實問題也不是道德問題的話，那麼究竟是什麼問題？法官依法審判之際，究竟該如何面對「法律」？比方說戒嚴時期某A出版批評時政之雜誌，依當時「出版法」可由行政機關逕行予以定期停止發行之處分，假設此一事件後來進入行政訴訟，承審法官B認為某A有理由而撤銷違法之行政處分。試問法官B究竟是發現了法律？還是發明了法律？ 如果認為法官「發現」了法律，那表示出版法之規定＝「非法」，可見有一部「完備法律」存乎天地之間，由於人類認識力不足，所以有時候會看不清楚，而可能於一具體情境與時空之中「發現真理」。 反之，如果認為法官「發明」了法律，那麼表示出版法之規定＝「合法」，法官在判決中變更了法律，這顯示即使被認定為「惡法」仍然是法律，法官的判決是一種反抗的展現。不過，附帶一提在此涉及法官違憲審查權限範圍之爭議，我國法官雖有審查權限但並沒有拒斥權限（拒斥權屬於大法官的權力），所以並無可能「變更法律」云云，但是法官可以停止訴訟程序請求大法官解釋，所以就「反抗」策略而觀，我國司法審查制度頗有Hart的影子。 這是兩種不同的態度。 當然，為了鋪陳自己學說的價值，Dworkin難免以比較狹隘的觀點來看待他人的學說見解。Dworkin是想澄清一個觀念，當我們在進行法律爭議問題論理之時，並非表示我們已經在討論「法律應該是什麼」，我們的論爭焦點仍然是「法律是什麼」。此一結論與Dworkin獨特的「原則立論」與「唯一正解」觀念有關，也就是說傾向前述所謂的「發現」法律：一個不符合「規則」管控的困難案件，仍然有可能為「原則」所包攝。換句話說，法官並沒有發明或創造法律，而是發現了法律。Dworkin認為這是一種詮釋性的觀點。 對此，林立於《法學方法論與德沃金》一書中批評，Dworkin其實是將法律體系想像為一種「無漏洞」的狀態，而且每一件案件都有「唯一正解」，這本可由法律體系中獲致，而非由法官主觀判斷所獲得。既然如此，法律體制自立自足的假設，使得我們可擺脫第三層次政治道德或忠誠之糾纏，而確確實實的討論「法律是什麼」。個人認為，法律概念的範圍問題固然不可狹隘認識，但是將法律系統視為「封閉而完美的體系」則顯得有一些「類決定論」的色彩。按照此一觀點延伸，所謂的「惡法」將不可能存在，因為法律系統是一種崇善的體系。如此一來，剝奪吾人「反抗」的行動乃屬必然，更甚者在於反抗的標的被形骸化，不知為何而戰將成為先決的後設性提問。 不過，Dworkin說對了一點，多數人對「法律是什麼」其實興趣缺缺，大部分的興趣都歸結於「政治道德」層面或是諸如「法律人人格」之佛洛依德式的歷史探討。於是法官、檢察官、律師、法律學者乃至於行政部門看不見的黑手，成為日常生活、茶餘飯後的甜點，諸如「陳瑞仁是深綠的」、「侯寬仁是深藍的」、「侯寬仁過去成罪率低」、「李子春工作評價低」、「蔡茂寅學術地位崇高」、「顧立雄是人權律師」、「李鴻禧是憲法權威」、「張熙懷是公訴之神」、「TVBS是統派媒體」、「三立電視台最愛台灣」.......等等，這些關於人格上的預設都會連結成為一個「所以.....云云」的推斷。這是Dworkin所擔憂的，他為了擺脫這些心理層面的妖魔鬼怪，試圖告訴我們「法律是什麼」才是重點，至於「法官怎麼想」、「法官平常生活狀況」或是「法官的人格」不是我們的重點，雖然這些才真正令我們感到興趣或是熱血沸騰。 Michel Foucault認為，希臘人並不由說話的內容判斷陳述之真偽，而是先判斷說話者。一個具有真理的人（主體）才會說真話（內容）。這是相當危險的觀點。Foucault駁斥這種觀點，Dworkin似乎也在避免這種觀點。 但是我們周圍都是希臘人，連我們自己也喜歡做個希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