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aiah Berlin在The Hedgehog and the Fox一書中，描述西方社會一些像刺蝟的人：將每件事都聯繫到一中心願景，一個或多或少清晰連貫的系統。與此相對的，像狐狸的人則同時追求多種目標，而且「通常是不相關，而又互相矛盾的」目標。也就是說，狐狸知道很多事，但刺蝟只知道一件大事。
---- Thomas P. Hughes著，〈美國的電氣化過程〉，收於：《科技渴望社會》，2004年，台北：群學，頁22。
當我們談到「科技」這個名詞時，總是會聯想到「客觀知識」這個層面。國內研究所謂「科技法律」的學者們，似乎也都傾向於這個立場，將「科技」安置於與價值判斷相對的場域。尤其是一些法學背景出身的學者，行文之間似乎認為科技與傳統法規範是不相容的概念，或者說傳統法學似乎有排擠科技的可能。「科技」可以是一種知識型態，例如自然科學；但是「科技」也可以是一種知識態度，例如正確性觀點。科技的對立面並非法規範，而可能是以目的論為基礎之「幸福」、「效率」；或者可能是以本務論為基礎的「出於義務」。但是無論是幸福、效率、出於義務也都有可能與科技所代表的正確性相融合（比方說追求幸福是正確的）。換句話說，如果所謂的「科技法學者」所言是成立的話— 科技就是法規範之基礎，所以可建構出一種科技取向的法規範 —那麼就表示法規範的內涵僅僅只剩下「正確性」而已。但是這樣的詮釋結果「正確」嗎？
其實問題並不在於科技是不是一種正確的知識？或者說正確的知識有什麼不對之處？規範人類生存世界（尤其公共領域中的言說過程）的決定，除了正確性之外，往往還有其他面向。因為科技所代表之正確性，有時候會因為效率、利益、社群傳統、多元.....甚至是某種絕對出於義務的善所主導。換句話說，政治性的決定往往才是主要因。而且決策者絕非某些學者所言一定是科學家所形成之社群，因為正確性只能解決某些情境，而無法解決所有情境，尤其是重大困難之情境。
Zygmunt Bauman在解析「矛盾性」這個概念時，特別討論其原因— 由於對正確秩序之追求，所以進行概念範疇之分類，但是由於無法完美分類，遂形成混亂，而成就「矛盾性」。將科技視為法規範之基本價值，而期望能主導以科技為中心之法規範的想法，就是如Bauman所言追求完美秩序的一種期待。但最終必然引發混亂，而形成與正確性相對立的矛盾性。因為所有的法規範決定不是只有正確性而已，即使是正確性本身也必然隱含預設的政治性前提。
學科之間的整合是一種知識的深化追求，如果只是進行「拼裝式」式的學術論述，那麼也算是某種浪費生命的表現吧！然而最令人害怕的是，產生下述之情況：言說經由知識霸權的再生產，而可能成為某個知識社群的代表符碼。因為對生為這個特定知識社群的一份子而言，有可能會形成一種長期污名化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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