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性騷擾這個概念，由騷擾的領域中脫離出來，成為一種本質化、實體化的概念。其目的是為了抵抗性剝削的一種規訓策略，但是這種視被害者為保護客體的作法，是否反而掩蓋了被害者原本具有的公民權利？最近性騷擾防治法立法通過，這樣的結果真的對性剝削這樣的文化議題有所助益嗎？還是會如卡維波所擔憂的：扼殺了性解放的除魅？
Catharine MacKinnon於《性騷擾與性別歧視：職業女性困境剖析》一書中強調性騷擾是一個結構問題，而非個人問題。雖然其研究方式係透過對被侵犯者之「侵害經驗」之分析，但是其目的其實是想說明性騷擾與被侵害者之反應並無關係。例如性騷擾雖然可區分為兩種形式：交換條件式／工作狀態式，但是MacKinnon認為無論被侵犯者係採取「拒絕」、「同意」或是「容忍」之態度，都無法改變因性騷擾所帶來的傷害影響。
換言之，從侵害經驗面向著手，主要是希望反證出侵犯者背後所存在的性別偏見以及父權思考結構。當然，此一界限可能會有灰色地帶（因為也有可能形成兩情相悅的結果）。MacKinnon的觀點，主要是希望將性騷擾構成之焦點由被侵害者轉移到侵害者來思考，因為當個人面對結構性之侵害文化時，所產生之反應與影響並非一致，倘若將標準置於被侵害者之表示的話，往往會忽視被侵犯者非自願性「沈默」背後的性剝削。因此，性騷擾所欲處理者不單是個人侵害問題，反而往往是結構性的性別歧視問題。
焦興鎧於〈醫療院所性騷擾問題在我國所引起之法律爭議—對我國法院長庚醫院一則相關案例判決之評析〉一文中，則是偏重「性騷擾防治」的觀察角度，並且贊成以立法方式來強化各場所內部有關性騷擾之申訴管道。其認為實務上未能體認被害人於職場上居於劣勢之工作狀況，以及場所主管機關之組織與處理程序中所隱含的性別歧視。換言之，性騷擾侵害此種結構性的問題，應透過法律之規訓（包括高額之懲罰性損賠金額、雇主之法律責任）予以導正。
甯應斌於〈「騷擾侵害」的現代性與公民政治：「性騷擾／性侵害」的性論述〉一文中，對於「性騷擾侵害」此一現象則企圖追溯其與現代性生活方式之關聯。其認為現代性人際關係之特色在於：陌生人之間的文明相處關係。換言之，特定倫理權力下的關係（例如兒童、學生）似乎無法構成侵犯或騷擾（而以管教或教育使之合理化），這是否意味著這些被規訓者不是公民？此外，甯應斌又從「惡待兒童」這個議題的爭議（意即所謂的「親權」對於兒童究竟是保護？還是侵害？），來類比性騷擾概念實體化的盲點。也就是說，主流論述似乎將婦女與兒童視為需要被保護的客體，因此使「性騷擾侵犯」由「騷擾侵犯」之領域獨立出來（使之本質化、實體化），同時隱含有使之脫離自主公民資格之意涵。
甯應斌反對這種形式化的「保護論述」，而採取一種反壓迫的性解放觀點。簡單的講就是讓性騷擾侵犯回歸一般騷擾侵犯的領域，而不要將之本質化。同時對於「規訓的性」拒絕接受，並且進一步「去性化」，將性當作一種平時之日常生活行為，而非視為一種人格性的固定行為傾向。此外，傳統論述將非主流之性傾向、性行為予以「病理化」，並且以假設的「性常態」來分析，甯應斌認為這些作法反而加深性歧視與性壓迫。將性騷擾侵害與其他方式之騷擾侵害相提並論才是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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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Catharine MacKinnon著，雷文玫、李金梅、賴慈芸譯，第三章、〈性騷擾：受害經歷〉，《性騷擾與性別歧視：職業女性困境剖析》，初版，1993年，台北：時報文化。p47-87
焦興鎧，〈醫療院所性騷擾問題在我國所引起之法律爭議—對我國法院長庚醫院一則相關案例判決之評析〉，收於：《性騷擾爭議新論》，初版，2003年，台北：元照。p355-p398。
甯應斌，〈「騷擾侵害」的現代性與公民政治：「性騷擾／性侵害」的性論述〉，《性／別研究〈性侵害、性騷擾〉專號》，第五、六期合刊，1999年6月。p238-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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