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過法律之規制，以達到規訓社會的功能，是一種邁向現代性的特徵。這是因為現代性所代表的意涵，往往在於一種對進步秩序的嚮往。性騷擾概念的本質化與防治化，某種程度表示了這種進步的取向。
但是法制化所造成的爭議不見得更少，例如說，過失構成性騷擾？性騷擾是否須為一種慣行狀態？工作場所管理者責任所引發之監視效應之當否？申訴管道會否造成被侵害者之污名化？因此，將性騷擾從騷擾概念分離出來，並且透過法律規訓，會不會反而對多元與個人性取向形成一種壓迫？這些疑問，並不容易回答。
首先為何將性騷擾行為界定於「敵意環境」之狀態（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而事實上被性騷擾者又多屬女性？GK提出了一個歷史觀點：因為女人之身分於前現代性時多為「居家」狀態，因此女主內成為一種僵化的本質概念，但是由於現代性社會生活的分工結構，女人掙脫出家庭步入「男人的社會」，但是偏見與敵意使得女人面對性騷擾之情況必然會居多，而且其所受衝擊亦可能因而大於男人。Mackinnon那篇考察七○年代職業婦女的文章，就是立基於此一歷史觀點。換句話說，性騷擾行為者於立法解釋上，其實可能是以一個異性戀男性作為侵害者之假想（此亦可由主流婦女團體極力促成立法可窺一斑）。但是有疑問者倒不是因此男性被污名化之虞，而是誠如Mackinnon所言敵意環境可能是一種結構問題，將結構問題之解決繫於騷擾者與場所管理者之損害賠償（同法第9條）與行政秩序罰責任（同法第20條）是否可改變此一結構問題？
也就是說當立法與文化問題交疊時，看似良善美意的立法會否反而形成對「性」的污名化？或是造成性解放的全面挫敗？很明顯的主流論述似乎在塑造一種「好女人」的被動形象，因為好女人是需要保護的（好女人一定不是同志，好女人尋求美好的性，但重要的是絕不淫蕩，完全沒有其他種類的性傾向），尤其需要像父權權力這樣的立法保護，理由無他，這種被動、受保護之好女人形象，將會合理化父權思想延續的文化結構。某些研究者認為過失亦可成立性騷擾，這個看法表面上保護似乎更周延，但是背後的意義不過是加強對好女人的保護，即使過度也不為過，因為從強化男性主動積極的保護者形象而觀，不過是一種暫時的退讓。與此同時，也意味著「非好女人」必須放棄她們的解放取向，否則將不會被保護。本法規定雇主之損賠責任，也促使雇主成為監視者，甚至成為各種性取向的評斷者。
甯應斌看得很遠，因此他主張將性騷擾、性侵害回歸騷擾、侵害的一般性範疇，以「去性化」的觀點來看待所有沾染「性意識」的行為。當然這種看法顯的有些基進，因為這已不是一個合法性的問題，而是一個人類學的問題。人如何看待自己？看待自己的身體？看待自己的各種傾向？只有個人本身才能回答所謂「自我」的問題。但是，不幸的是，我們處於一個虛構的社會文化脈絡之中，我們被塑造盲目相信一種共通本質的秩序，同時呈現在此脈絡中的自我，永遠是一個與真我交纏的他者。
性騷擾概念的問題不僅如此而已，尤其從這個概念所引發出來的思考也不完全是屬於性的範疇。立法的結果似乎帶來了「秩序」，但其實也形成了思維上的「混亂」，或者說一種後現代特有的矛盾性油然而生。是否真的是如此？仍須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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