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
醫院是一個有秩序的內在世界，它自我封閉地與外在世界隔離，這種隔離可以滿足人類追求完美與穩定的天性，也就是說將缺憾集中在一個地方並且予以隱蔽，那麼外在世界自然就會呈現出幸福的顏色。此固然是一種社會現實，但是我該屈服於這種社會內在建構嗎？當然不！至於如何自我突破這種悲劇體制，從內在世界欣喜的觀看那微微透光的外在世界？這倒是個大哉問，是個普遍性命題，因為每個人遲早都會碰到這個困局，沒有人可以例外。
由於過去鮮少生病，對於醫院可說是非常陌生，而這份疏離感恰巧落入二元對立的區分當中，此一區分讓我忽略與遺忘某些與我息息相關的事物，我僅僅只知道如何活著，卻阻斷了如何面對死亡的認識。這也是之所以第一次來長庚醫院門診，就震驚於呈現於眼前殘酷世界景象的根本原因。我看見病患、家屬與醫護人員川流不息地在走廊亂竄，每個人的眼神不但空洞而且孤寂，彷彿因為已經看穿了什麼而不願再凝視任何事物。後來，長期住院的孤寂經驗，讓我的視域也跟著逐漸縮小，彷彿隨著醫院機制自然地內化，只能藉由一些殘缺的資訊與外在世界保持一種沒有功能性的連結。
信念
這意味著「我」已然被外在世界宣告出局，喪失了原本應該屬於我的社會位置。生病的人被驅趕到外在世界的邊緣，以便凸顯出正常社會的健全與穩定，雖然這是事實，但並不是一種殘酷或不公平的事實，因為每一個健康的人都會有被驅離的那一天，這只是自然定律被嵌進社會建構的一個實例罷了。接下來的問題在於，如何讓這群不健康的人獲得某種適合他們的安慰？很明顯地，對於大部分不健康與絕望的人而言，知識論上的幫助非常非常有限，這說明了理性思考的人生觀過於殘酷，其實並不適合安慰絕大多數絕望的人。事實上，非理性趨力對絕望的人幫助更大，所以對於知識論斷言的某些「巧合」現象，我們其實可以不接受它只是一種「巧合」，因為人性的脆弱或者因為其他理由——大部分都是因為愛——我們內心的非理性想望適足以安慰我們的絕望。
我想提供幾則經驗來說明這種非理性心靈活動的安慰力量，比方說這次住院期間，某日，吳姐打電話給我，希望我讀一下「列王記（下）：希西家向耶和華禱告的相關敘述」。我謝謝她之後立刻翻閱《聖經》，赫然發現她說的那一頁早就被我折了起來，因為上回讀經「恰巧」就讀到希西家向上帝祈求那一頁。另一則例子則是有關美玉姐的電話，我們平常並無聯絡，但是她每回打電話給我通常「恰巧」就是我剛住院那一天，而那一通電話的目的就是為我向上帝禱告。除此之外，老友莊井在靈隱寺求的佛珠、好友冰冰的夢境、欽福與建賢為我向神明祈福、Shih的禱告、母親在慈護宮為我祈禱、德言為我進行的祈福儀式以及所有愛我的朋友對我的祝福等等，我都欣然的接受。主要的原因在於，這些不同信仰的背後都是親人朋友對我「滿滿的愛」，大家如此的愛我，我不僅感激而且也必然敞開心房，誠心誠意接納大家的「愛」。雖然認真觀察這些非理性趨力所誘發的種種徵兆，我們或許可以從中獲得一些有益的暗示，但是我非常清楚這一切並不符合知識論的標準，可是我誠心的接納這一切，完全沒有排斥。不過，完全陷入非理性的正面思考（所謂的虔誠），並不是不好，而是不夠精彩，無法滿足我們的好奇心。
知識
關於這一點，我仍然比較喜歡從知識論的領域來安慰自己。過去，我總認為自己偏好抽象思考，閱讀為文似乎很自然地偏向「普遍的一切」、「本質」或者「應然」面向，但是重讀過去發表的文章（常看自己寫的文章，會越來越贊同羅蘭‧巴特的「作者已死」看法，也就是說越看越不像是自己寫的，好像讀別人寫的文章一樣），卻發現自己的文章隱藏有一股拉扯的力量，似乎朝向「具體個別」、「多元」與「實然」轉進，但是這中間好像缺少了什麼連結因素，因此顯得思考上有些跳躍。對此，我一直感到非常的困惑。歷史
講到這裡，又是一個「巧合」的例子，某次，在臉書裡發現，我的一位哲學圈好友君志最近醉心於歷史研究（他讀的是大堆頭的A Study of History與The Rise of the West），這個發現讓我突然恍然大悟，原來我思考脈絡裡所欠缺的就是「歷史」啊！回想這兩年積極閱讀譚家哲老師大作《形上學史》與《論語與中國思想研究》（也是落後初版日三年以上），但是竟然沒有意識到「歷史」因素的貫穿性與融貫性，可說是白讀了。
於是這次住院期間，我帶的都是歷史書籍，可是問題來了，歷史書籍要寫的好、寫的入味，寫作者不但要有相當強的考證功力而且也要有相當趣味的說故事能力，否則「考證齊全＋完整理論」的歷史書籍可說是「無聊」的代名詞。這次住院首先讀完了兩本西方史，雖然結構緊密並有時代架構感，但是內容其實頗為無聊。其次，重讀紀登斯《親密關係的轉變：現代社會的性、愛、慾》，雖然有趣很多，但是也同樣沒有特別驚喜之處。但是，在讀完劉昌元寫的《尼采》、彼得‧蓋伊（Peter Gay）的《史尼茨勒的世紀：布爾喬亞一百年‧一個階級的傳記》以及薩依德（E. W. Said）的自傳《鄉關何處》之後，我驚喜的發現隱藏在自己思維裡的那個「歷史因素」被我找到了，而這是之前我讀康德、韋伯、傅柯、紀登斯、盧曼等作品時所遺漏的先前理解。
雙軌
更有趣的是，這三位主人翁的背景：尼采：普魯士人（1844-1900）、史尼茨勒：猶太人（1862-1931；作者蓋伊也是猶太人）、薩依德：阿拉伯人（1935-2003），剛好貫穿了一條一百多年來的思想史軌跡。讀完這三本有趣又令我茅塞頓開的書，我不禁讚嘆起當初購買這些書籍的「巧合」，也驚訝於歷史學者（主要是蓋伊，他也是名著《威瑪文化：一則短暫而燦爛的文化傳奇》的作者）以歷史為軸所刻畫出來的整體視域與時代氛圍，真是太佩服了！相對於國內法律史作品的刻板無聊——也不是全部啦！黃丞儀的《相遇》就是一篇很好的法律史小品——會說故事的歷史學者似乎更勝一籌。猶記大學時代閱讀黃仁宇、金觀濤／劉青峰作品時所引發的震撼，那是一種揉和美學與經濟學的史觀視野（當然也是思想史的視野，只是當時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如今三本小書讓我綜觀十九世紀以降的西方思想史，貫穿與融貫了許多過去縈繞心頭的困頓，真可謂神清氣爽，不亦樂乎。於是，我雖身處孤寂與體制之外，但那微微透光的外在世界，透過知識與信念的雙軌橋樑，依然對我綻放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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