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利（Salvador Dail）在其作品Soft Construction with Boiled Beans: Premonition of Civil War的意向之中，對於當時西班牙內戰所引發的紛亂情況（進步的佛朗哥革命勢力V.S對抗過程的國土分裂動盪）陷入了抉擇的困。」
Salvador Dail在1936年的作品Soft Construction with Boiled Beans: Premonition of Civil War的意向之中，對於當時西班牙內戰所引發的紛亂情況（進步的佛朗哥革命勢力V.S對抗過程的國土分裂動盪）陷入了抉擇的困境。70多年前的西班牙內戰結果究竟如何？影響層面到底有多深遠？關注的目光似乎已遠不如對這幅畫作本身以及Dail當時創作心情的理解。歷史事件從記憶中消失之後，往往只留下旁觀者消極的思維過程。
在人類群體發展過程中，我們不斷的聽到一種聲音：群體是必要的進步力量，因為個體是渺小與能力有限的。由於個體的能力是不完整的，所以呈現出來的現象不會是成功的。這個聲音的霸權性越來越濃的結果，促使每一個個體都把完整性的任務賦予給他∕她所屬的群體。個體唯一能從事的工作，除了情緒上的美學經驗之外，大多數的時間都在禱告。不過，群體的能力往往迴向地受限於個體的消極心態以及不負責的僥倖，於是群體開始消極、不負責任甚至墮落。看看個體的宗教情懷，再看看群體的虔誠模樣，我們終於恍然大悟，原來糾結於進步與安定的抉擇過程，根本沒有任何成立悲劇的可能要素，自始至終都是一齣令人捧腹大笑的鬧劇。
因為，真正的悲劇是積極、負責的活在行動之中。但是行動者的形象卻是個體放棄之後透過非經驗所形塑出來的。諷刺的是，事件本身會隨著時空變遷而遺忘，而個體的特殊經驗卻被保留了下來，成為該事件唯一的紀念碑。個體心靈活動的糾結與困境，呈現出行動的後置詮釋，並且掩蓋了行動本身的能動性。個體一定程度的獲得救贖，因為行動群體回應了個體的宗教情懷，雖然仍然無法滿足個體偽善、虛假的的身段。
我們都是偽善者，唯一感激的是，有一個學術名詞稱為：公民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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