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務勞動與雇用關係是女人「做性別」與「做差異」的重要場域，是她們在日常家庭生活中透過社會差異（其他女人與我有何不同）來形構自我認同（我是怎樣的女人）的畫界工作。
---- 摘自藍佩嘉，〈女人何苦為難女人？雇用家務移工的三角關係〉，《台灣社會學研究》，2004年12月，頁46。
雇用家務移工所產生的複雜脈絡與個人情緒——女主人與僱傭者的契約、管理、政治關係；女主人與丈夫之間的政治關係；女主人與公婆之間的政治關係——是這個問題的表面現象，至於為什麼會產生此一現象的原因，可能才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首先，貨幣經濟的興起，於人與財產之間產生了一種中介的聯繫關係，而排除了原本自然經濟時期人身性與地域性的聯繫。套用Georg Simmel的看法，貨幣經濟一方面具有非人格性，但是他方面卻提高了人格的獨立與自主。也就是說，金錢實具有雙重性格，一方面以給付貨幣之方式取代人身義務，具有解放的性格；他方面，由於金錢亦表彰一種權利的價值，所以金錢給付義務仍然屬於一種對於權利的侷限。
換句話說，女主人藉由貨幣所交換的勞力，本來就是一種「解放」的性質，問題是「解放」什麼？是轉移女性已身的「被剝削」給另一個女性嗎？還是在這個過程中產生批判的力量，重新來思考「家務」在婚姻關係中的配置問題？「解放」一詞在這裡同時扮演著剝削者／被剝削者的部署，以及被剝削者／被剝削者的部署，甚至也有可能是剝削者／剝削者的部署（雇主以貨幣剝削受僱者；而受僱者以「親情新主體」剝削雇主）。
問題在於，造成剝削現象的原因是什麼？究竟是家庭結構、社會結構還是性／別結構？
既然是一種結構部署的問題，那麼結構開放／封閉的程度可能會是一個思考的重點。以空間與門為例，「門」所連接的是另一個空間，這個空間的同意開放與拒絕開放，取決於此「門」阻絕闖入的程度。因此一個加裝安全措施裝置的門，將使我們更加確定這不是一個開放的空間。是故，門最主要的功能，可能在於阻絕「陌生人」與「闖入者」，並且隱含著一種尊重與保護的作用。阻絕與保護的結果，形成了某種利益傾向：對該空間使用者而言，門增加了使用者的利益。
一個結構現象之所以存在，除了暫時確定的（或者說是一種虛構的）事物本質之外，其實很大部分取決於一個非主觀性的文化框架。譬如說，傳統法國式的餐飲習慣：在餐前不提供咖啡，這個社會慣例對於法國人來說並不會造成困擾，但是如果對一個不是生長於法國文化的美國人而言，可能將因此陷入飲食習慣上的困境。
因此，保護功能僅能描繪門存在的一部份現象，至於門為什麼存在？則無法對之提供適當的解釋。換言之，不去徹底思考「門為何擺在那兒」，而是熱切的去探究「門應該擺在哪裡」可能反而是一種形式邏輯的思考而已。我們似乎應該將目光暫時從功能面向移開，轉移到該現象背後的「意向環境」來加以觀察。換句話說，結構本身有其特定的利益取向，不過這個利益取向並不值得去論證，值得思考的是這個結構是如何產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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