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閱讀工具
黑洛特
一、閱讀的類型化現象
二、沒有使用任何閱讀工具的必要
三、閱讀工具的使用在於獲得知識
四、閱讀像是越削越短的鉛筆
關鍵詞：閱讀、專業、圖像、閱讀障礙、鉛筆、超越
一、閱讀的類型化現象
每個人第一次接觸到「讀書」這檔事，除非很例外的情況，大部分都是始於兒童時期。可打小開始，兒童的閱讀取向就被成人世界一分為二，所謂「童書」很自然地成為「正確的」閱讀類型。「童書／非童書」這個類型化區分一直延續到你我開始接受義務教育為止，另一套「教科書／課外讀物」的區分標準粉墨登場（但童／非童的分類仍然有效），據此，主權者威權地給定了閱讀的優先順序。此一區分意識持續到一個人即將成年，完全脫離基本教育機構為止。
進入高等教育階段，由於科際壁壘的制度本質使然，「專業知識／其他領域知識」成為新的類型化區分基準。人們在高等教育機構學習時不斷聽到善意的提醒：僅僅極少數偉大的學者——像是哈伯瑪斯或傅柯——可以跨越複數知識領域進行研究，這是例外，一般人能夠專精一個領域的知識就算是成功了！職是之故，對於「專業領域」的「專業知識」進行「專業學習」的結果，讓每個行動主體逐漸轉化成為「專業化主體」。回顧發展至此的類型化閱讀歷程，我發現這是已然無法改變的「閱讀傾向」形塑，其緣於一種「進步意識的功效主義考量」，雖然個人可能因而產生「專業遺憾」，但是相對於「專業知識建構與分工」如此偉大的目標而言並不重要【註1】。結論是，當我們終於擺脫教育機構的關愛，突然會發現很多類型的書籍根本讀不懂，甚至完全提不起勁來閱讀不熟悉的知識領域。當然，更多的人選擇不再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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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換句話說，專業遺憾變成美學取向的憂鬱症候。固然我們常常會擔憂專家決定所帶來的決策風險，但是著眼於專業分類的科學精神，其對立面的領袖型、民粹型甚至民主型決策風險可能更無法預期。專家政治導致許多更有創意更為合理的美好秩序無法獲得實踐，人們必須忍受專家評估與重塑的生活模式，這也是一次決定性的專家決策（例如能源選擇）備受質疑與不信任的原因。
以上，不是我這篇文章的重點。
我只是想藉此類型化現象指出一項事實：我們從小到大的閱讀選擇一直是被指導或操控的二元對立預設。因此，人生的每個階段，總有一些「閱讀優先順位」橫亙在我們選擇之前，指引我們邁向「多數人認為阻力最小的道路」。不過，這個事實的真偽也非本文關注所在。我想要討論的重心在於，閱讀過程之中，通常會交錯使用毛筆、鉛筆、蠟筆、鋼筆、原子筆、中性筆、簽字筆、螢光筆……等各式各樣的「閱讀工具」來輔助閱讀【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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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此時，各類書寫工具不是為了書寫，而是為了閱讀。故而，「閱讀工具」始為正名，惟依此邏輯，閱讀工具理應包括一切輔助閱讀之物及其環境（書桌、椅子乃至於合宜的燈光……），本文僅取書寫類工具論述，以下皆稱閱讀工具，合先敘明。
為什麼？
在彼時彼刻會使用那些閱讀工具？哪一些工具對閱讀而言堪稱最佳？以及哪一些工具對個人而言堪稱最適？這些疑問才是本文想要探討的命題。當然，整個討論是沿著前面所提到的類型化區分模型來進行的。
二、沒有使用任何閱讀工具的必要
我當兒童的時候，很喜歡閱讀。不過，童書對我而言，美麗而又遙遠，或者說當時童書的市場不大，尋常家庭不太可能購買太多這一類奢侈品。我大部分都是閱讀父親的書籍。「不識字」！所以儘量找有圖畫的書來看。父親有許多英文版的《讀者文摘》，書裡那些圖片、插畫以及商業廣告陪伴我度過了快樂的童年。我一生受用不盡。至今，仍然對於五、六○年代殘留著宛如前世的「西方美學經驗」【註3】。歷經數次搬家，這些書早已丟失。我依稀記得當時並沒有使用任何閱讀工具。或許原因在於這些書不是我的。但更直接的理由可能在於閱讀的是「圖像」，因此沒有使用工具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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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3】《讀者文摘》的廣告包羅萬象，除了許多高科技的消費產品之外，最讓我向往的就是攝影器材、手錶與文具廣告，讓我六歲以前就能體現到「質感」這個概念。
另外一種沒有使用工具必要的就是所謂的「課外讀物」，這個時期我識字了，於是一腳從圖像跨進文字，整個想像世界更加遼闊與深邃。讀過諸如《三國演義》、《西遊記》或《封神榜》這一類的古典小說，初嚐閱讀之樂。更理想的是，我舅爺是開租書店的，整排整列的武俠小說任我遨翔。讀這類書籍皆在聽故事，並沒有使用閱讀工具的必要。
回想這個時期，我最喜歡的兩本書分別是《人猿泰山》與《魯賓遜漂流記》。這兩本奇書，我不記得讀過多少遍，總愛在睡前讀上一段。不知道當時為什麼如此喜愛這兩個故事？如果以今日的觀點來看，一則說「自然」，另一則談「自由」，兩者皆屬凡人向往之境。喜愛之書不但讀爛了，甚至還發出特殊氣味，只是從中卻找不到任何書寫痕跡。原來所謂「眉批」，在於我們俯瞰這本書以及作者，讀者高高在上使然；至於，仰望之書，神祇高高在上，任何閱讀工具皆屬冒犯。
三、閱讀工具的使用在於獲得知識
我自國小畢業之後，罹患了「制式教育反抗症候群」，用盡許多藥方無法痊癒，除了讀完幾本小說之外，幾乎沒有閱讀任何資料。高職念的是美術工藝科，但是也無法好好認真學習，畢業之後可說是毫無專長。當時行動與思想始終受限於某種無法言說的「頹廢反動情緒」。退伍之後，某次搭乘桃園到台北的普通列車，經過「山佳車站」附近，窗外秀麗祥和的風景鎮攝了我。原因不明，化約而言，我似乎體會到一種類似「神聖」混和「崩毀」的矛盾感受。於是認真準備大學聯考，隔年進入法律系就讀。
初進大學的那幾年，始終感到格格不入，彷彿之前罹患的反抗症候群再度復發。後來我終於發現問題癥結，原因出在自己從來沒有進行過「刻苦學習」，也從來沒有培養「深度閱讀」的習慣。廣義而言，這算是一種「閱讀障礙」。檢視我大學的法律專業書籍可以反證我的閱讀障礙。舉例而言，褚劍鴻老師（1919-2006）【註4】的《刑法總則論》一書，整本讀完，但卻是使用藍色、黑色與紅色的「原子筆」劃的亂七八糟，混亂程度幾乎無法再讀第二遍。如此濫用閱讀工具猶若焚書，如何能夠說是閱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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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4】褚劍鴻老師學識淵博，教學認真，當時輔大同窗都暱稱他褚爺爺，雖然老先生江蘇鄉音未改（蘇州話很有韻味但很難聽懂，比方說褚老師經常說：「囉囉嗦嗦！」其實意思是：「擄人勒贖。」），但是教學態度誠懇謙虛，曾經於課堂上針對死刑制度與學長交換意見（其實是那位學長大聲質問褚老師〔時任最高法院院長〕），雖然他不反對死刑，但是卻也表示法官宣判死刑時內心其實極度掙扎與自我抑制。關於褚劍鴻的生平，可參考維基百科「褚劍鴻」詞條。
所幸這種濫用閱讀工具的狀況，在大學後期漸漸改善。一本書的閱讀是一種與知識的對話，使用閱讀工具畫線、塗色與眉批應該格外慎重，否則除了視覺上不想再讀第二遍之外，更加破壞了作者敘事的整體結構與脈絡。更何況我們亂劃的線通常不是重點。除此之外，法律類的書籍屬於「小眾市場」，拜國家考試之賜洛陽紙貴，但書籍本身的「知識價值」與「貨幣價值」顯然無法等量齊觀，亂劃線亂塗鴉然後只好再買一本，不但愚蠢而且極度愚蠢。
後來脫離了國家考試，進入以「做學問」為目標的閱讀。這個時期除了各種原子筆、中性筆與鉛筆之外，最常使用的就是「螢光筆」與「簽字筆」。這主要是因為研究所這八年，大部分都是為了論文寫作而進行的「有目的之閱讀」。為了醒目，為了方便，日後能夠很準確的從書堆中找到與論文寫作有關的他山之石，螢光筆幾乎無法被取代。而簽字筆更是在「研討課」【註5】進行中，迅速準確找到報告瑕疵與錯誤之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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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5】研究所的課程與大學部本質不同，大部分都是採研討課模式進行，基本上有兩種進行模式。第一種，由修課學生主導，事先擬定分配主題，每週由一位或數位修課同學口頭報告（書面報告須事前電郵給所有修課學生）；第二種，則由教授主導，擬定每週應閱讀之資料，然後按照進度每週上課討論，期末再由修課同學提出口頭與書面報告。不過，很多研究所的課程還是採取傳統的教授講授模式，我認為除非所開課程非常專精與特殊，否則教授講學生聽的方式並不符合研究所的設置目的，這也是大學部與研究所逐漸同一化的警訊。
對於書籍而言，研究所時期的閱讀工具使用較為「準確」與「自制」，而不像大學時期亂塗亂劃一通。而在書本空白頁書寫「眉批」，也明顯比較頻繁。總的來說，閱讀工具的使用越來越「簡約」，除了前面提到的螢光筆與簽字筆之外，就書本而言，使用最多的還是「鉛筆」。附帶一提，螢光筆我獨鐘「飛龍牌螢光筆」（Pentel Fluorescent Marker S512）黑桿透明筆蓋藍、黃、紫三色；而簽字筆過去常用「雄師簽字筆」（Lion Sign Pen 88）紅藍兩色，這幾年意外發現飛龍牌有一款「彩色筆」（Pentel Color Pen Fine Point）非常好用，因為顏色很淺很淡，而且帶著灰色階的調色，有十幾種顏色可供挑選，我個人最偏愛「# S 360-132」這支灰綠色系的彩色筆，用來畫線，用來圈字，帶著一股「淡淡卻又深沈綿密的憂鬱氣味」。
四、閱讀像是越削越短的鉛筆
離開學校之後，除了寫作研究型論文之外，已經很少援用前述的閱讀工具模式。現在幾乎只用鉛筆來輔助閱讀。經過我長期測試結果，一般等級的鉛筆仍以「德國品牌」為佳【註6】，個人偏愛使用筆芯較軟的3B等級。我經常用鉛筆畫線、寫眉批或心得，不滿意或寫錯了就回頭用橡皮擦回復原狀。去年，整理舊書資料時發現一本憲法論文集，內頁用鉛筆大大的寫著：「幹！狗屁不通。」我重新讀了幾頁，感覺自己的眉批言過其實，而且用詞偏激顯對該書作者不敬，於是連忙用橡皮擦去掉那個「幹」字與「驚嘆號」。使用鉛筆的好處又添一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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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6】高價日系鉛筆如蜻蜓（Tombow）的MONO100系列或三菱鉛筆（Mitsubishi Pencil）的Hi-uni系列據說評價很優，但我都沒有使用過，對此可參訪一個有趣的部落格：文具病--Stationeria。另上網搜尋時才知道三菱鉛筆與三菱重工集團毫無關係，而且三菱鉛筆株式會社還是最先使用三菱標誌的公司，參閱維基百科三菱鉛筆詞條。
我從高職美工科開始就喜愛使用德國品牌鉛筆，無論輝柏（Faber-Castell）、施德樓（Staedtler）或者鵝牌（Schwan-Stabilo）各具獨特的不同魅力。小小一枝鉛筆，卻設計的如此精緻與美觀，雖然最終它們本身的書寫命運在於燃燒自己，惟即使剩下最後一截，依然「堅毅自制」。微不足道的一枝鉛筆，卻被製造廠商如此慎重對待，只有一個理由，那就是在製造商眼中閱讀工具已經不是工具，它超越事物本質的限制，鉛筆不再只是鉛筆了。
為了獲取特定知識，我們使用各種不同的書寫工具來輔助閱讀，知識既已了然於心，工具就該識相退場。這是工具的宿命，也是它的職業倫理。對於閱讀而言，最佳的工具就是最適合閱讀者彼時彼刻心志的工具，或者說「沒有最佳只有最適」，或者再說「最佳即最適」。
不使用任何書寫工具，沒有負擔，感覺最好。
不過，鉛筆似乎不屬於以上的討論，我前面說它超越了這一切，毋寧說閱讀本身像極了「越削越短的鉛筆」，閱讀者總有消失的一天，故而閱讀亦將隨之消失，更遑論橡皮擦永遠擺在看得見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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