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有位骨髓移植患者控告林口長庚醫院醫師的新聞鬧得沸沸揚揚。撰寫新聞的記者使用兩個極端的敘事模式：控訴醫療毀其美貌／強調患者男友不離不棄，獲得了不同評價的網路聲援。從網路上廉價的正反意見當中，我看到了許多旁觀他人痛苦的嬉鬧，許多貧乏醫學常識的爭執以及許多臆測指摘與腦補批判。按當事人將醫療關係訴諸媒體操作，或許順應當今權利保障的潮流（不信任司法），不過這樣的操作，呈現出來的患者痛苦雖然真實，但是未審先判謀殺醫師人格也同樣真實。
我本身是急性血癌患者，新聞中的那位王博南醫師正是我的主治醫師，並不是因為他治好了我，我才替他說話，而是因為血液性癌症本身具有與其他癌症不同之特殊性，如果對其誤解，不僅僅王醫師名譽受損，更連帶會讓長庚病理大樓十樓（血液科病房）、十一樓（移植病房與隔離病房）的醫護人員以及整個醫療制度流程蒙上不白之冤。我寫這篇文章並不是為院方辯護，只是依照自己的就醫經驗，有感而發提出一點意見。
首先，血液方面的癌症，醫學上多半無法釐清病因，屬於仍在摸索階段的癌症類型（其實所有的癌症都處於摸索階段），原則上以化學治療或標靶治療為優先，倘若無法化療或化療無效，才會考慮骨髓移植。因此，骨髓移植可說是最後一搏！倘若幸運配對成功進入骨髓移植階段，依不同血液疾病類型建立治療模組，統計上可增加一到兩成的存活機率。惟縱使骨髓移植成功，多數患者仍然面臨排斥的煎熬，排斥是骨髓移植的正常現象，每個人狀況都不一樣。總的來說，血液性癌症的治療過程步步為營，而且凶險異常，充滿了高於其他癌症治療的不確定性。
就我自己的經驗，2010年確診為T細胞淋巴癌第四期，可以選擇依照淋巴癌療程（六次化療，約半年療期）或者白血病療程（N次化療，約三年半療期）進行治療。當時王醫師詳細為我分析與評估兩種療程的可行性以及後果，然後由我自己決定參與何一療程。當然，大多數像我這樣沒有醫學知識背景的患者，很難進行理性選擇，但是在說明之後必須盡快作出決定，很多患者此刻會轉院尋求「第二意見」，這也算是一種雙保險的作法，醫院提供最佳方案但最終仍取決於患者決定。
比方說，我認識的幾位癌友在醫師建議安寧療程之後，仍然選擇積極標靶治療，雖然最終未能戰勝病魔（可預見的無效醫療），但院方仍會尊重患者的意願。主治醫師雖然對治療擁有最佳方案的知識，決定權仍在於患者的選擇。說起來很殘忍，但理應如此，自由選擇之後，應該對自己的選擇負一定程度的責任（此時法律上會檢討雙方說明與選擇的整個過程）。
此一新聞事件已經進入司法階段，醫療行為雙方的權利義務關係，是否善盡告知義務？注意義務？有無違反醫療常規？……諸如此類，皆屬法庭攻防舉證分配之問題，我並不完全瞭解其中曲直，無法作出評論。
我比較關注的是另一個面向：此事件引來眾多旁觀者於旁觀他人痛苦之後所產生的歧見對立。我從臉書上的論戰發現，很多人並不瞭解血液性癌症（本案為再生不良性貧血）的高死亡率，以為不治療就沒事一樣，媒體更是聚焦在外貌改變（男友不離不棄也源自外貌改變此一事實）這一點，膚淺化了雙方的權義關係。醫師對病情的治療方案與模式雖具有告知與說明義務，對於醫療結果至多有信心可以延長患者壽命，但並無法保證完全治癒。罹患重症，誰不希望完全治癒，沒有後遺症或副作用，不過這是很不確定的美麗期待。
癌症患者，即使平安度過治療期間，仍然籠罩在隨時復發的深層恐懼之中，我猶記得多年前一位經營牧場的癌友，某次回診同我訴苦他對漫長療程的無奈與恐慌，我聽他講了半天，完全不知道該如何安慰，籠罩著我們的是憂鬱與陰霾的壞信念，兩週後這位朋友往生。如果說，這件醫事糾紛暴露出現代醫療體系果真有什麼不足之處，或許不在於雙方法律上權利義務關係，反而在於如何協助患者面對癒後，以及如何減緩心理恐懼這個層面。
醫療糾紛事件往往在於期待落差之爭執，罹患重症是件悲劇，是件眾人皆欲避免的生命意外，但是在醫護人員的協助之下，患者若能認真面對自己病情，積極治療，然後坦然接受，將此悲劇轉換成為對自己短暫生命的禮讚，悲劇有可能變成喜劇。這種心態尤其應適用於所有正在旁觀他人痛苦的我們身上，藉由旁觀他人痛苦所獲得安慰的那份利益（他人罹癌自己卻健康、他人死亡自己卻倖存的那份安慰之情），應該部分轉移成為更高的價值，也就是說，旁觀者只要稍微同理對待人世間的悲劇，社會輿論就會突破嗜血媒體的操弄，形成協助糾紛雙方共同昇華痛苦的穩定力量。
五年多來，我一直難忘在林口長庚醫院血液科接受治療的點點滴滴（可參考我六十篇癌症日誌書寫：〈我親愛的癌細胞弟兄們〉），若非王博南醫生的處斷以及所有病理大樓十樓護理師的細心照顧，很難想像我可以活到現在，雖然治療的後遺症與副作用長伴我身，但這本是生命的部分內涵，理應歡喜接受。最後，誠摯希望旁觀他人痛苦之後應深深感謝，並運用這份心情進行相關討論，同時儘可能停止陰謀論的臆測與傳播。莫讓痛苦繼續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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