脈絡
轉眼之間，為期兩年的「維持性化療」已完成了四分之三，五百多個日子化為一個抽象的「符碼」，標誌著生命毀敗之前的「不正常」，以及生命適應之後的「正常」【註1】。倘若「抽離社會歷史因素」來看，一旦「意外事件」介入正常與否的評價關係，經過時間與空間的浸漸作用，逐漸浮現一項道德命令：「依照生病之前那樣過活，完全是錯誤的！」於是，「人應該如何過活」與「人實際如何過活」之間的鴻溝獲得彌補。
結論是，過去那些高舉「該如何過活」的判斷指標，一一從我的實際生活中劃上刪除線。有一段時間，甚至喪失了參與實際生活的「奮鬥熱情」，直到我領悟原來這一切都是抽象思考的「刺」，無情的拔除那根刺，重新尋回被抽離的「社會歷史脈絡」，自然一切變得雲淡風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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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正常與不正常是一個二元對立的命題，但是作為主體的人，卻恰巧不受這種二元論所侷限，因為人格是發展性的，而不是固定不變的，這說明了自我這個概念是玩味的，關於「自我疆界」哲學上的分析可參考甯應斌，《性工作與現代性》，桃園：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初版，2004年，頁7-25；另參甯應斌2003年於廣州中山大學的一場演講實錄：甯應斌主講，〈性工作與現代性（演講實錄）〉。
位置
論及脈絡，似乎有點故弄玄虛。其實，這個概念只是告訴我們所面對之狀況有「很多種類」的意思，關鍵在於，我們必須靈活操作不同情況之下的「個人行動」。更進一步來講，要很清楚知道自己在不同脈絡下的「個人位置」，千萬不要搞一以貫之的把戲，也就是說，「換了位置一定要換腦袋」【註2】。
以我自己罹癌前後的比較為例，在「生病之前」我有明確的生涯規劃，不外就是繼續從事法學研究，同時每年發表論述於期刊雜誌。至於工作上的規劃，力求溫飽即可，當然如果能夠擔任專兼任教職、研究員或學術助理（亦即，留在校園）那是最好。但是，這一切「關於未來」的想像，在「生病之後」完全消失殆盡。現在，我的生存意義，不再是那些理所當然的「學術研究」，而是轉變成為：「我如何健康的存活下去（？）」（按時化療、服藥與休息）這類過去完全沒想過或視為空氣的命題。
從這個生活轉變來看，卡爾‧馬克斯（Karl Marx）對「人類潛能」的關懷與樂觀，果然是真知卓見。因為「一個病人」，尤其是重症病患，會因為「社會隔離之技術」（通通丟到醫院）而逐漸「異化」為「賤民階級」【註3】。人類潛能的展現在於，如何將這種異化狀態，扭轉成為某種「禮讚生命」的類型；如何以正常的視角，賦予這種不正常情境（隔離於正常社會）一定之存在價值。雖然無法改變癌症病患的賤民階級，但是此一場域卻可以搾出人類潛能的「剩餘價值」，每個人都遇得到，而且不用擔心，最終每個人也都做得到。理由很簡單，「因為蘇格拉底是人」【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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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常常有人會用「換了位置也換了腦袋」來諷刺人們的見異思遷，但「換了位置卻不換腦袋」的人其實更為可怕，因為這種人通常是「普適論者」，普適論者相信一種事理一致性的理論，同時傾向忽略歷史文化的形構力量。
【註3】：關於這種因為隔離而產生之異化現象，請參閱一篇我兩年前寫的癌症病房田野紀錄：〈重症者之共同體想像、形構與瓦解（田野手記之一）〉。
【註4】：凡是人都會死，蘇格拉底是人，所以蘇格拉底會死。這是一個理則學課本常用的例子，用以說明亞里士多德的三段論證（syllogism），至於為什麼要用蘇格拉底做例子？我想，如果是亞里士多德選用為例的話，應該寓有一絲哀悼之情。
身體
癌症這種疾病，最令人困擾的是，它「無法徹底被治癒」。可話說回來，哪一種疾病可以完全治好呢？理雖當然，一旦罹癌，還是要有一個心理建設：這病其實「不會康復」。當然，這種悲觀論調很難獲得大眾支持，絕大多數的意見顯示，雖然大家都默認此一事實，但是也都覺得沒必要過份渲染這個事實！當然，我這裡指得僅僅只是「身體」，至於「心靈」則不包括在內，因為心靈有可能比生病之前更為健康【註5】。
如果順著這個前理解繼續觀察，這半年來我的身體狀況可說是「悲劇中的喜劇」。首先，今年冬天不太冷，這對我來說是件好事，不過還是因為支氣管感染而發燒了半個月之久，所幸沒有造成更嚴重的感染。「感染」真的是癌症病患的大敵，我可能只是出門逛個書店，或者與人多聊了兩句，就突發性的暈眩、頭痛或發熱。一個人身體發熱（燒），其實不算壞事，這意味著「免疫系統」希望藉由發燒所加速流動的血液，讓白血球儘快抵達病灶之處，以便即時地殲滅入侵病毒。但是，對於免疫系統孱弱的人來說，發燒可能伴隨其他惱人的後遺症。
果然在連續發燒之後，我身體冒出許多囊腫，某夜，囊腫突然腫大如乒乓球大小，體溫也立馬破表來到38.5度。折騰了一整夜，第二天囊腫竟然自個兒破裂，流的膿血還是詭異的粉紅色，真是嚇人！因為白血球與血小板長期偏低，傷口竟然長達半個月無法癒合。值得慶幸的是，並未進一步形成感染。但是這個意外事件，大亂整個生活作息，原本快要完稿的論文書寫只好暫時停擺，平常只要是坐著的活動，通通改成站著。我這才發現一件事，那就是我平日花太多時間坐著使用電腦，卻花很少時間坐著讀書或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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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5】：「身體毀壞，心靈卻得救」這句話，乍聽之下很是詭異，但是如果能夠體會「領悟」帶來的巨大力量，就能同意這種說法。
虛擬
站著工作，雖是不得已的決定，可也讓我驚覺平時似乎花太多時間過度關心「虛擬的公眾意見」【註6】，卻「忽略了自我認識與自我決定」。但是我必須說這種反思，其實是一種「錯覺」，理由陳述如下。
首先，公眾意見是「具有高度價值的看法」，它承載著「蓋然率相當高的真實性道理」。第二，這主要是因為我們對自己的判斷信心不足，於是理所當然求諸他人意見，而後藉之形成「慎思判斷後的個人見解」。換句話說，第三，我的意見很大程度上「必要的」倚靠他人意見，進一步言，「我」其實是「許多他人」的複合體【註7】。
職是之故，對於公眾意見關心乃是「求知慾」與「好奇心」的展現，並沒有過度與否的問題，更何況公眾意見往往就是「蓋然率最高的真實性知識」以及「審慎與智識的我的個人見解」。公眾意見既然那麼好，我為什麼要質疑公眾意見呢？（一個人為什麼要排斥善的事物？或者說一個人為什麼要背叛慎思判斷的自我呢？）這其中，顯然存在著某些「個人理由」（或者說，某種形式的幽靈們），或者某些「極為堅強的個人理由」（或者說，某種形式的上帝們），讓我不由自主的「趨惡避善」起來。
這個理由究竟是什麼？無法抽象性的說明，而必須在日常生活實踐中予以發掘，尤其應該檢視實踐領域中習癖、品味與場域之間的關係。抽象而智識性的結論是，倘若就「理論與結構關係的實踐氣味」而觀，歸根結底皮耶．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仍然是個不折不扣的「馬克斯主義者」【註8】。不過，我個人比較喜歡的結論是，由於「公開言論都是虛擬的」，所以即使我真的發現了那個堅強的理由，我也絕對不會公開那個理由（因為一旦公開就是虛擬的，為了維護人格真實性，所以不公開才符合遊戲規則）【註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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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6】：只要是呈現在公眾的言論，就是虛擬的！因此各種「傅柯說真話」式的期待始終不墬的原因，並不在於真話本身存有任何真理，而是因為言論市場本身就是虛擬的，所謂「真話」根本難得一見。
【註7】：請參閱一篇我五年前寫的短文：〈把每個人都視為許多人〉。
【註8】：這裡只是想說，「原因」多發生在實踐過程，既然如此，知識也應於實踐領域中探索。附帶一提，對於像我這樣的社會學門外漢，這本喬治‧雷瑟（George Ritzer）所寫的教科書讓我興趣昂然：〈當代社會學理論：精簡本〉。
【註9】：有一種說法認為，一個人之所以趨惡避善，那是因為無法清除隱藏內心的暴君心態，也就是說，要排拒一種惡質的事物，必須先徹底清除它在你心中所建立的王者地位。如果比對這種看法，我這裡說的虛擬論似乎誤陷形式主義的陷阱，對此可參考一本有趣的書：《權力：基進觀點》，這本書最令我感到驚奇的並非內容，而是作者史蒂芬．路克斯（Steven Lukes）於1974年發行第一版，但第二版（修訂版）竟然是31年後的2005年！別告訴我還是同一家出版社，我會崩潰的。此外，倘若從另一個角度觀察，很多公眾意見都隱含嘔吐的嫌疑，我們只能捏著鼻子（因為我就是許多人的複合體，所以這裡捏著鼻子只是修辭，耶穌早說過：誰自認沒罪就可以丟石頭），心想吐完就算了，吐完就舒坦了。只是百思不解為什麼人要公然嘔吐？是因為這樣的行為可以轉移痛苦？還是有其他更合理的原因？算了！人類行為不是全部都需要理由的。
閉關
人是很愚蠢卻時常忘記自己很愚蠢的生物，再簡單不過的事理，卻必須耗費大量時間與精力，繞了個一大圈之後，才若有所悟的搞清楚自己該做哪些事情？或者說哪些事情才是自己迫切需要的？我忽然想起武俠小說裡頭兒，舉凡各大門派上的了台面的高手，每隔數年都需要找個清靜所在進行「閉關」。依照一般武俠小說類型化的鋪陳：閉關的目的在於「讓武功更為精進」。不過令人疑惑的是，閉關的實際內容卻少有作者予以詳細描述。
我個人認為，如果只是為了精進武學造詣，大可不必隱居閉關（因為缺少討論與切磋），因此閉關應該蘊含一種對於現有武學狀態的「反省與重建的意義」。換句話說，閉關不在於吸收新的武學知識，而應該是強調原有內力與招式的「再檢討」。當然，這一類基本功法的反芻，的確不具太多的市場魅力，也難怪不會有武俠作品仔細描述整個閉關的反省過程【註10】。
大家都愛看張無忌「立刻學會」乾坤大挪移，或者段譽「無師自通」六脈神劍這類「功夫一夜情」的想像。故而，常態的武俠故事情節，凡練成曠世奇功神技者，多半是墜入萬丈深淵僥倖未死——發現曠世密笈（例如，九陰真經或北冥神功）、已歿神人遺愛（例如，金蛇郎君夏雪宜或劍魔獨孤求敗）或純屬意外（例如，李秋水與天山童佬惡鬥兩敗俱傷之際，將八十年功力傳給虛竹；段譽意外吸走鳩摩智一身功力）——百般無聊之下練成神功，雖失之荒謬，惟饒富意味。
實因修練武功難有捷徑，日夜苦練不足為外人道，更何況外人亦不削聞問。猶記澄觀和尚曾對韋小寶說：「師侄從十一歲上起始上少林長拳，總算運氣極好，拜晦智禪師座下，學得比同門師兄弟們快得多，到五十三歲，於這指法已略窺門徑。」【註11】，老和尚歷四十餘載歲月，努力不懈，功力始能深厚紮實，但是很少有人想要一窺澄觀法師的習武過程。事實上，大家念國中的時候都做過同樣的白日夢：「一覺醒來，英語竟然朗朗上口。」唉呀……到頭來「學習」了一輩子的英文，終究還是止於「學習」啊！多麼痛的領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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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0】：或者說，一點市場價值都沒有！誰真的在乎郭靖多年練功心得？但大家都想知道楊過向小龍女學藝時究竟是否經常勃起？
【註11】：請參見金庸的作品：《鹿鼎記》，〈二十二回：老衲山中移漏處／佳人世外改妝時〉。
反思
知識，每個人都想要獲得，但是知識本身往往費解，故而一般人的興趣總落在「知識的功能」（例如，知識就是力量），而非知識本身。因此，武俠小說中凡是過度操作「後設功夫」的武學知識分子，多半無法善終（走火入魔）。惟無論如何，閉關只是一個念頭轉換，一種方法論反思，一絲武學進步情懷，它代表了我們想要重新認識「這個世界」，「這個社會」以及「這個人」【註12】。
這樣的思考取徑，讓我開始探討「獲得」與「輸出」兩者的同一性。惟「一進一出」或者「一內一外」，這不是應該昭然若揭的不同嗎？為什麼會說它們具有同一性呢？這個提問直指核心，讓我不知不覺腦壓開始不平衡……我想從實際的例子來說明——此一同一性呈現在我最近幾個月的論文寫作上面。
生病之後，只要意識清晰可以思考，我就會把握機會從事論述輸出的書寫工作（不只是學術論文，部落格也是同樣的付出心力書寫），雖然寫的不好，自創性很少，拾人牙慧居多，但是我有一種想要留下一些東西什麼的念頭。基於這樣的想法，分別在2011年與2012年發表了兩篇學術著作【註13】。這些論述都是沿襲博士論文的論點，更改錯誤與修飾文句而再度輸出。所以，我曾經戲稱這是一種「裝置藝術」。
2012年我在書寫〈論法律與事實—法律意義共享理解之協商〉一文時，已經架構完成2013年準備著手修改的論文：〈初探法律知識：知識論作為反思基礎〉，而這兩篇文章都是我博士論文的主要論述內容。但是在修改論文之際，卻不斷的產生自我衝突，原本以為很快可以做個了斷的論述，卻遲遲無法完稿。我不斷的重讀自己的書寫、參考文獻以及新文獻，然後不斷的更改、刪除以重寫。直到今年三月身體感染不能書寫為止。這段休息時間，百般無聊之下，只好讀書。我讀的最多的是社會學理論以及政治哲學，閱讀之際很自然地開始比對論述與理論之間的同一性與差異性。除此之外，許多當代思想家的生命傳記，也讓我深感趣味心嚮往之（例如，諾爾伯特‧伊里亞斯〔Norbert Elias〕的堅持以及爾文‧高夫曼〔Erving Goffman〕的卓越）。
簡而言之，這一段閱讀之旅的耽溺，讓我必須不斷捨棄關於客觀知識的先前理解，轉而將物質性事物與主觀價值做某種認識上的融合。我發現如此之修正，才會符合我在〈論法律與事實〉一文中大言不慚的思考範式：「觀察活動本身即為一種詮釋過程」。比方說，如果我們將法律當作一種「技術物」（artifacts）予以觀察，所謂「法律忠誠」或「依法行政」這類的信念，絕非表示法律僅僅作為一種價值中立的操作準則而已，反而法律本身所蘊含之「政治觀點」，才應該是觀察活動的重要詮釋【註14】。這主要是因為「技術物不僅僅專屬於專家管轄」，尤其是那種「最初選擇即直接內化為終端結論」的事物——「核能電廠的能源類型選擇」即為典型案例。而這種「一旦選擇即無從改變的決定困境」，正是現代法治生活所隱藏的重大認識論危機【註15】。
不過，「非核家園」的訴求在台灣存在著更為複雜的認識困境，因為這不僅僅是「內部共識」、「環境保護」、「生活方式選擇」或「世代正義」的問題，還包括「列強們」對台灣的潛在控制。台灣核四電廠興建與否無法簡化為「政黨問題」，因為它是更為廣義的「政治問題」，可悲的是，其問題核心並不在台灣人民怎麼去想這個問題（就像美國軍售與美國牛肉進口問題一樣），而在於「美國帝國主義」的「共犯集團結構」使然【註16】。其實，在列強眼中台灣連共犯都不配，因為美國是台灣的主人，而台灣只是美國養的狗。李敖多年前曾針對台美軍購問題說過：「美國人把台灣當作狗，還要狗自己買骨頭！」真是一針見血。
不知不覺寫過頭了……我只是想表達這一陣子的閱讀經驗，讓我將所受影響反饋在自己仍在書寫中的論文，希望對於我這幾年關於「法律知識」的研究，能夠有一番新的氣象。尤爾根‧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曾說過，「重建」寓有拆解某一理論並運用新的形式予以重組之意。而「反思性研究」除蘊含重建之底蘊外，研究者通常另嘗試建立科際整合的中介位置，以圖借鏡外於系統的一般或比較知識論成果。歸結而言，「科際整合研究不外就是一種重建與反思」。
很高興這一陣子因為身體感染而無法寫作，因為無法寫作而只好讀書，這讓我有機會對許多現象重新檢視，並且獲得更為深邃的看法。當然！這很可能只是我的個人偏見，我曾經說過，我的時間有限，縱然沒有真正場域上的限制，但是已經不想再改變自己的品味與習癖，就讓「所有的馬克斯歸馬克斯」吧！「我的潛能」終究無法與「人類潛能」劃上等號，我只能代表自己經由個人努力，所獲得的那麼一點點推論過程罷了！更何況我可能只是「理解上的小丑」，而且「毫無道德與良知」，如同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那本書的書名：《瞧這個人：一個人如何成為他就是的那個樣子（Ecce homo: Wie man wird, was man ist.）》【註17】。附帶一提，好多書都想買回家讀啊！但是經濟拮据，加上身體虛弱無法外出（很想去公館附近的書店逛逛），只好暫時壓抑這股「戀物癖」，再說，自己手頭上就有一大批書籍等著排隊被閱讀，做人，還是不要太貪心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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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2】：這個世界、這個社會以及這個人，讓我聯想到「蔡藍欽的《這個世界》」、「陳昇與黃連煜的《壞子》」以及「《哈利波特》的佛地魔」。所以，「重新認識這個世界，這個社會以及這個人」這句話，可以代換成：「蔡藍欽、壞子以及佛地魔」。如果再個人化一點，也可轉譯成：「這個世界的確沒那麼糟，但社會卻黑暗無情，而且禍害的根源就是我自己」。
【註13】：2011年12月發表於《成大法學》第22期的〈性主體之法律管制策略初探─以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為中心〉，以及2012年10月發表於《中央警察大學法學論集》第23期的〈論法律與事實—法律意義共享理解之協商〉。請參考我的學術網頁《郭德厚：法理學筆記本》的「研究著作」欄，可全文下載。
【註14】：政治，並不是僅指「（政黨）政治」如此狹義的定義，在現代政治話語系統之中，政治往往連結壓迫、支配、歧視、剝削、宰制、階級、殖民化、自由、多元、抵抗權、正義、解放……等等措辭，這些措辭都有類似的「二元辯證話語」屬性（具有相互對抗可能），如果使用這些措辭進行分析、定義、操作、建構、解構……某個問題的話，我們會說這是一種「政治觀點」。法律很難脫離政治觀點，尤其是憲法，因此有人稱憲法為政治法。關於政治的簡要說明（也可說是最佳說明），參考甯應斌主講，〈性政治：性運的由來及其派別〉，收於，《性政治入門：台灣性運演講集》。這書似乎已經絕版，非常好的一本書。
【註15】：可參閱一篇經典的文章，藍登‧威訥（Langdon Winner）著，方俊育、林崇熙譯，〈技術物有政治性嗎？〉，收於：吳嘉苓、傅大為、雷祥麟主編，《科技渴望社會》，台北：群學，初版，2004年，頁123-150。
【註16】：台灣核四反應爐之型式為美國奇異公司（General Electric Company）與日本日立公司（株式会社日立製作所）合作設計，由日立製造之第三代核反應爐，核四為日本以外第一個使用該核能反應爐設計的發電廠。
【註17】：參考一篇我多年前的舊文：〈如果當初的我不是當初的我〉，不過這篇文章只是一種懷舊美學，類似老友Toray臉書背景照片上的一行字：「What if you had a second chance with the one that got away ?」（出自2004年電影《愛在日落巴黎時》（Before Sunset）的海報用語，這部片子是1995年《愛在黎明破曉時》（Before Sunrise）的續集）。重頭來過，選擇會不一樣嗎？我每回觀看傳記電影，總是這樣問自己，前幾天在HBO看了《鐵娘子：堅固柔情》，我又再一次問了自己，並且讓我聯想到31年前（1982年）在桃園中央戲院看的《法國中尉的女人》，當時戲院裡不會超過二十個人，遠不如同年上演的《法櫃奇兵》、《上帝也瘋狂》或《紐約大逃亡》等片。我想說的是我並不後悔當年選擇了梅莉史翠普，當然，另外三部片子我也都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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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講，我的部落格主要是寫給朋友看的，「另一個我」總是嘲笑說，你哪有什麼朋友啊？再說，誰願意讀你曖昧隱諱的文字啊！我鄭重的打了另一個我一記耳光：「混帳！你懂個屁！！」很抱歉！另一個我，短視、拜金、庸俗、懶惰……是個十足十的「海灘上的陽光」（這是洋文，中譯出自吳念真令人激賞的翻譯），見不得人啊！
每個人都有朋友的，「讓朋友知道你活得很好」是非常重要的做人原則，我們千萬「不要當朋友是垃圾桶」，因為「朋友太愛你」，所以才「不會跟你計較不時丟垃圾或嘔吐物給朋友的行為」，我們應該分享給朋友的是：「樂觀進取的快樂生命經驗」，至於，「那些痛苦與不幸應該留給自己」，這才是「朋友之道」【註18】。是的！沒錯！就是「分享」，這種自我對待與自我期許，將作為我面對「最後四分之一化學治療」以及「可預期活著的時光」的基本態度【註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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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8】：讓我想起《That's What Friends Are For》這首歌，初聽這首歌，正值二十歲，完全不知道這歌背後令人感動的背景，只覺得朋友相處之道應該就是這種感覺吧！對照近三十年前西方流行音樂關於愛滋病的關懷，當時台灣還處在一種極度無知與極盡歧視的氛圍，比方說，八、九○年代香港娛樂電影將「疾病」與「同志」粗魯的連結，其內容不僅嫌惡與歧視，甚且已經跨越了傷害的犯罪界限。據我粗淺的觀影經驗，香港電影這種「影像剝削」在娛樂片類型中幾乎是全面性的（請大家回想王晶與周星馳所參與製作演出的港片），所以我曾經想過『香港人』這種心態是不是殖民化的某種後遺症？由於大英帝國極盡所能的剝削香港，造成『香港人』也習慣於極盡可能的剝削他者？這是某種賤民階級的再剝削嗎？之所以使用括弧〔『』〕，那是因為這裡將『香港人』當作一種「集體意識的主體」或「香港民族」，而非指「個別的香港人」，當然這種「普遍性的香港人主體」只是我的一種想像，並沒有進行歷史性的考察與論證。
【註19】：這句話絕無悲觀或壞信念的成分，根據醫學臨床統計顯示，我這一型的白血病三年存活率只有30 %左右，五年存活率更低於20 %，因此我將珍惜往後所活的每一分鐘……不！分鐘實在太過快速，改成每一年好了，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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