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互惠與禮物之二元性與交錯性
黑洛特
加里敦學院人類學系專任研究員；中正大學法學博士
一、楔子
本文於構思之時，病友林桑往生，氏與病魔奮戰年餘不敵，為其風光而又短暫的人生劃下句點！值得慶幸的是，林桑大部分活著的時光極其健康，同時擁有成功的事業、深愛他的美麗妻子以及貼心的一雙兒女。筆者敬以本文獻給林桑以及諸病友，珍重再見！我的朋友們，林桑、胡阿公、林阿公、王四哥......祝福諸位解脫苦難，歸向各自想望的樂土，所謂安忍不動猶如大地，靜慮深密獨若秘藏，天地慈悲，宛如地藏。
關鍵詞：互惠、禮物、情感成本、道德價值
二、互惠
「醫生，我想請問你抗藥還可以做骨髓移植嗎？」一夜沒睡的友志望著巡房醫生。「當然可以做啊！只是會失敗。」醫生試圖想要幽默一下。「那再請問，有沒有辦法讓藥效只發揮在腫瘤部位，而不影響其他器官？」友志繼續追問。「………」醫生保持了幾秒的沈默。「……下回別再問這種問題了，或許想一些比較實際的問題，我們再討論看看。」醫生臨走前丟下這句話。
「打了化療，血球一定會下降嗎？我覺得他現在好好的啊！可不可以出院呢？」月霞疑惑的問著醫生。「……打了化療，血球當然會下降，如果都沒事，直接讓你出院就好了，幹嘛要留你在醫院住呢？請妳多瞭解一下白血病好嗎？」醫生略帶責備的語氣。
醫療院所是常態／非常態區分下的產物，尤其是癌症病房，某程度言，代表著現代人的最後終點站，事實上絕大多數的重症者，在癌症病房裡，度過他們生命的最後階段。或許是基於這樣的生命美學考量，我們會發現癌症病房比一般病房更人性化、更溫情化。比方說，當病患詢問醫生自己的病情時，醫生往往會用比較緩和的口氣「淡化」病情。事實上，每個醫生都有上百個重症病患，每個癌症病患在醫生眼中只是一個疾病個案，這個個案也許會康復，但大部分的個案屬於「醫學無法達到」或「醫學尚未掌握」的「奧妙生命世界」。這個世界屬於「普遍的一切」或「統一的整體」所管轄，非人力所能控制與延續。
原則上，醫療機制之關係乃一種消費交易型態，其基本之契約精神在於互惠（recipriocity），也就是說醫院提供消費者一個市場環境，在其中醫護人員與消費者處於一種交易上之契約關係。既是契約關係，給付之內容必然是一種有限度的互惠交往，而絕對不可能發生無限度的禮物（gift）贈與。於是醫護人員面對超越界限的交往溝通，很自然採取保留與拒絕的態度，這並非顯示醫護人員或者醫院冷血或麻木不仁，而是現代科層制（bureaucracy）治理技術之必然結果。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政府機關，有些人會將政府機關處理事物之高度理性化技術，解釋為麻木不仁或冷血無情。這種情緒顯然是將私人之間的親密關係，不加思索地連接到個人與國家之間的交往。蓋科層制之結果，將政府行為分成最小單位進行，以強調所謂的工作效率，這樣的結果將造成包曼（Zygmunt Bauman）所說的訓練有素之無能（trained incapacity）現象。這也就是一般民眾所感受到的「麻木不仁」與「僵化」感受，甚至將行政法上的依法行政原則用來指稱不知變通的官僚系統。
因此，機制的發展過程，會朝著兩個相異方向發展：越來越精緻的治理技術所形成之高度理性化科層制度；以及越來越多例外狀態所轉變為常態之治理模式。高度理性化之科層制，將責任原則予以稀釋，發揮到極致的結果就是「找不到共犯」，層層負責就是層層都不負「全部的」責任。換句話說，這是一種在大家都看不清責任原貌的狀態下，順勢解消意思共同之可能，發展到極致就是一種異化。另一方面，過於頻繁之例外狀態轉換為常態的情形也一樣，只是在討論責任歸屬之際有所差異，蓋既然一切都是便宜行政，那麼責任也就不用層層負責，因為所有的政府行為通通獨立成為罪犯一員。換句話說，高度理性之科層制，可能造成極為殘酷的非文明結果，但是卻找不到太多負責的人，因此只有揪出「元兇」或「始作俑者」，至於其他層層參與者成了「隱藏的共犯」。
我發現在醫療院所中，有時候「互惠」與「禮物」的界限卻是非常模糊，醫生對重症者的病情很少誠實以對，這就像我們購買了一件欠缺說明義務的商品一樣，對於自己實際之身體狀況呈現一種無知的樂觀。沒有一位醫生會告訴他的病人說：「你快死了！好好享受剩餘時光吧！」或者沒有一位護士會對病患的無理舉動當作一般成人予以對待（例如性騷擾或傷害）。醫護人員經常處於送「禮物」給客戶的情境，這已經超越了「互惠」的界限。這好比說有一天你去政府機關洽公，公務員除了端茶伺候之外，還幫你做臉與腳底按摩。惟究竟是什麼樣的職業倫理或者規訓，讓醫護人員負擔此一道德責任？有待進一步討論。
三、禮物
「……文聰罹患血癌，需要骨髓移植才能康復，因此希望其弟文清撥空來醫院進行骨髓配對，經幾次電話聯絡，文清似乎意興闌珊。這樣的狀況讓文聰頗為傷感。翌日，文清來電，詢問醫院配對之時間，只見文聰老淚縱橫，半响說不出一句話來。……。」我將這兩天隔壁病床的兄弟關係，濃縮為一段敘事，概要地記錄下來。
禮物之概念，在於根本不考慮接受者之素質，也就是說只考慮對方是否需要幫助。包曼認為，唯有用道德來衡量，送禮物者才有所謂滿足感，因為依照互惠之邏輯，道德滿足根本一文不值，道德價值越高所表徵者在於虧損越大。理論上，在非個人（impersonal）關係上而言，交換關係之互惠原則理應優於一切，這其中若有任何「禮物」感受，應該只是一種策略，為求更大利潤所規劃的虛偽親密關係。比方說，各種金融機構或政黨廣告，往往希望突破這種非個人關係，讓觀看者產生親密關係同一性的感受，彷彿接受禮物餽贈的幻象。
故而，禮物概念通常建立在個人關係之上，尤其是親密關係。個人親密關係如果用互惠的邏輯思考，必定會瓦解這樣的親密關係，但是如果互惠關係受到法律保護的話，則禮物關係或許會隨之減弱。比方說，多元家庭形成之困難度較高（多元家庭像是一個光譜，最極端之多元家庭類似公社型態），惟此並非表示核心家庭本質上較容易培養親密關係，而是核心家庭的共同體狀態受到法律保護之故。蓋婚姻關係、夫妻財產關係以及親屬間繼承關係，若無法律保障關係作為基礎，不可能將大部分的禮物關係「理所當然的」轉換為互惠關係。
文聰原本以為文清「理所當然」會同意骨髓之配對檢查，但是在文清猶豫不決的考慮狀態下，文聰赫然發現個人親密關係下的「禮物關係」瓦解了，兄弟之間的關係成了互惠關係。1993年修法前之《人體器官移植條例》限制骨髓移植必須在三親等以內，非親屬之間不得捐贈。修正後之第八條第三項規定：「骨髓之捐贈及移植，不受第一項第一款須為成年人與應出具最近親屬二人以上書面證明及第二款移植對象之限制。未成年人捐贈骨髓，應經其父母出具書面同意。」始解除此一法律管制。立法者一方面為避免器官捐贈之道德風險，另一方面將骨髓移植限定在三等親之內，顯然是認為個人親密關係始有「禮物」之餽贈可能。由於捐贈骨髓此種絕對無條件之禮物贈與，具有極高度之道德價值，無怪乎，爾後文清毅然決定進行骨髓配對，文聰聞之激動落淚，蓋互惠關係轉為禮物之故。
四、情感成本
「結過婚了嗎？」護士一邊注射一邊問著麥可。「結過！……但已經離婚了……。」麥可靜靜的回答。「還好！這樣你也享受過人生……。」護士微笑著說著。
「哇！妳太瘦了，如果再增加幾公斤更好！……像妳的同事○○○就很棒……。」浩南評論起巡房護士的身材。「太胖身體就不健康了，所以你也要注意飲食，不要暴飲暴食啊！」護士笑著說。「妳再胖三公斤……就更美……我是說真的啊！」浩南繼續說著。
前述禮物與互惠概念之間，倘若吾人將禮物之概念特徵予以絕對化，那麼兩者可說是一種二元對立關係。不過，由於禮物除了作為互惠關係之策略運用外，事實上，在互惠關係中仍然存在著禮物的可能。這些可能狀態通常發生在必須支出較高情感成本（affective cost）的工作類型，例如醫護、照護、幫傭、教育等行業。
這類工作領域之從業人員，往往投入較一般行業更高之情感成本，比方說，護理人員所容忍之傷害界限顯然高出一般行業，如果是一般服務業的話，上述病患的行為，恐怕遭人非議。但是，我發現護理人員對於這種狀況往往予以容忍，並且還會以寬容的態度對待這些品行不良的消費者。無論從互惠關係，抑或是非個人關係來看，這種寬容似乎不合邏輯，蓋凡是運用個人親密關係來處理非個人關係之案例，總是有利可圖才有可能成立，例如現金卡廣告或保險廣告所訴求之「凡事都說Yes」的形象，目的在於隱藏營利機構對客戶的非個人態度。
我個人覺得，在互惠關係中贈送禮物之行為，或許是受到其工作倫理所致，蓋社會中的各行各業，即使是唯利是圖的工作類型，仍然有其道德價值層面的精神基礎。此一精神基礎，在某些行業特別明顯，例如教育乃百年樹人，教育是耕人，而不是耕田，所以必然投入較高之情感。醫護人員也一樣，醫護乃濟世救人，故而對於病患強調視病如親，自然較高程度的容忍與原諒病患的脫軌行為。故而，工作倫理與任何倫理關係一樣——例如，父子、師生、夫妻——拘束與限縮了個人的權利行使，但是此一內化的自我限制仍然強調合理性，因此其概念之特徵與外延勢必隨著社會變遷而經常改變。上述病患與護理人員的互動案例也說明了一件事情：同樣的人類行為，在不同脈絡之中會產生不同之行為範疇與評價。這顯示出，人類社會並不存在一種始終如一或本質性的行為德行，也就是說，所有人類行為之意義都必須個別加以判斷。
五、人性尊嚴剩餘價值之包容：代結論
我在癌症病房所見所聞，讓我對此類情感成本較高之行業有所認識。我深感，人類社會之可貴首在尊重他人，惟可悲的是，這些生命將盡的重症者通常不具任何侵略性，大部分都屬於被醫療系統納為重症者的裸命（bare life；阿岡本語），由於這些人在醫院之外可說是人人得而誅之（所謂「誅」，有各種方式，癌症病患某程度成為常態社會中的異質，重症者在社會各領域中被過濾出來丟到醫療機構），故而醫護人員秉持高度情感成本之工作倫理對待之，或可說出於人類互助與寬容之本性，所謂包容人性尊嚴的剩餘價值，大概可以這樣解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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