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症者之共同體想像、形構與瓦解
黑洛特
加里敦學院人類學系專任研究員；中正大學法學博士
一、楔子
（一）研究目的：筆者並不想進行心智活動與行為的科學脈絡分析，如果文義有這樣的傾向，純屬意外與過失；同時，筆者也不想對於事件進行任何意義解釋，如果文本涉及任何詮釋學上的效應，並非寫作意圖；另，筆者更不想讓文本具有任何實用價值，若讀者認為文本有助於重症病患之更深入理解，當屬閱聽者個人體會，筆者壓根沒想過實用之問題。故，本文並無任何研究目的，純粹個人愛聽八卦之性格使然，倘若一定要予以定性，或可充當個人紀錄與思考之手記性質。
（二）研究方法：本文採取「隨機聽人聊天法」與「偶爾插花喇賽法」兩大研究方法。由於並未設定訪談對象，故根本未考慮代表性問題，當然也沒有徵求任何人的同意，蓋公開聊天打屁之言論往往沒有任何意義存在，純粹打發時間而已，倘若真的一本正經手持錄音機、筆記本進行所謂「深度訪談」，恐無人真正理解訪問者之學術動機，甚至引起恐慌、揣測與陰謀等負面情緒。故，解決方法即將文中發言者化名處理，事實上多數發言者根本不相識，只是因為他們講話很大聲，以致被迫聆聽了許多田野對話。
（三）研究聲明：以上所述，大抵上為日後類似文本寫作之通則，茲內容不再贅述，此其一。相關言談人概以化名處理，惟有些人物或為筆者幻聽、幻覺之象，故言說者存在之真實性為何，本文不負任何證明責任，此其二。
關鍵詞：我們、他們、共同體、系統理論、環境、陌生人
二、半公開的死亡儀式
「伊可能離不開醫院了！」兩名婦人壓低聲音討論著。「伊前歸天就嗡神翁神ㄟ，聽講係跑去腦部，謀救摟......」聲音如蚊聲。「唉！謀ㄟ安吶，得這款病，到時攏嘛阿ㄟ，往生瑪好，免遭拖磨.....。」突然談話聲激動了起來。
在癌症病房裡，死亡的場景每日上演，於是死亡的整個狀態從小說與戲劇回歸它原本的面貌。原本的面貌的是什麼？其實並不十分清楚，只是確定其中「悲傷」並不是主要形構。尤其，在科學化的現代醫院裡，悲傷是不被鼓勵的，醫院所安排的往生流程強調「迅速」與「流暢」，趕快結束這一切「醫療的失敗」遠比「撫平家屬的悲傷」來的重要的多。某程度言，理性化的科層制管理技術實際主導了現代社會之死亡過程。
惟觀察醫院裡半公開的死亡儀式，尚有一種心理重建的功能，這主要發生在其他病患目睹死亡的心理影響層面。目睹他人之痛苦與死亡，事實上有助於重建觀看著本身之心理健康，也就是說倖存者是藉由他者的不幸來建構自身之幸福。現代醫療機制深諳此道，因此在醫院封閉的結構中有意識地形成一種開放的言說環境（比方說，病房的門不能反鎖、病人與病人之間僅以布幔軟性隔離、每層病房均有交誼廳之公開設施等等）。
機制功能是建立在他人痛苦與死亡的觀看之上，不過雖然表面是一種半公開的儀式，但實質上卻受到內隱於每一個主體同理心的剩餘個人價值所驅使。同理心固然強調感同身受、待人如己、視病如親等等，但是所有的移情作用不可能純粹到捨棄自我而為設想，故同情他人也必然生產出同情自己的心理狀態，那可說是一種剩餘的個人價值，是一種不可避免的自我憐憫副作用。
三、旁觀他人的痛苦
「這傢伙好奇怪，來到醫院卻不穿病服，整天穿著『便服』跑來跑去，真是莫名其妙！」老王翹著二郎腿說著。「少年仔啦！不栽樣死活，當作嘎己無病，時到就知啦！」空仔咧著嘴笑著。病房空氣裡瀰漫著他倆剛剛到樓下呼吸治療（抽菸）的殘餘氣味。
「.....隔壁床的少年仔比我還要嚴重啊！癌細胞已經侵犯骨髓了！他算是死馬當活馬醫，好的機會不大.....。」武雄仔輕聲的對武雄嫂說。「嘿！阿丟奇摟，看伊打岡笑嗨嗨，係攏無驚呴？阿係完全放棄了？」武雄嫂回答。「幹！妳三八歐，阿摀可能無驚！郎是讀書人，卡看的開啦！」武雄仔仍是輕聲的說。
無論是運用這種機制的理性化技術也好，或者操作這種同理心的副作用也罷，某個同質性的群體會逐漸成形，意即病患（我群）的特徵用以區別健康他者（他群），我們與他們的差異建構了穩定而不恐慌的社會秩序。而這些差異尤其顯現於某些物質性差異，例如醫院病人著「制服」之規定，其除了作為區隔是否健康之標誌外，尚蘊涵有融入「我群」之平等對待機制。
此一機制的社會功能極為顯著，也就是說，將生病的人通通驅趕（但是運動方向卻是病患自願，或者自動流向有健保給付的醫療機構治療）到功能自主健全的營造物裡，並且隔絕其與常態社會的資訊交流。健康的人生活在開放社會，不健康的人被驅趕到封閉社會。因此，健康的人「以為」大多數的人都很健康，因為他們看不見生病的人。有時候，社會的集體焦慮甚至容不下一粒非健康因子存在於健康社會，因為那樣會破壞某種根深蒂固於心理的安全秩序。舉例而言，在選舉的時候，公布對手病例，強調不健康的人已無能力投身於公職，應該離開公領域轉進收容無用者的醫療機構。事實證明，這樣的手法會刺激群眾恐慌心理，會害怕自身利益將因一位病患的出任首長而受損害，前述所謂「同理心的副作用」將因此刺激而被釋放出來。
這種觀看他人痛苦的心理效應，除了橫亙在健康者與非健康者之間，還會進一步擴散到非健康者之間。我雖然是重症病患，但是與病情更嚴重的病患相比，我很可能會痊癒，但是很多病患可能「好的機會不大」或「根本離不開醫院」。因此，在醫院裡隨處可見的對話內容，大部分是談論其他人的病況，在這些交談中可以嗅到僥倖與自我安慰之情緒。換句話說，醫院的設置，病人與病人之間半公開的交往溝通模式，在在顯示欲藉由「旁觀他人痛苦」此一同理心副作用，開展現代醫療機制關於「心理治療」的理性技術化。
據此，我認為，在病患「我群」的想像共同體之內，仍然存在著一個封閉而物理性質的「我」。這個「我」不是沒有參與溝通，或者沒有能力參加什麼審議式民主之意見形成，只是這個「我」在邏輯上無法真實理解他者之行為，或者即使透過同理心仍然抵擋不了「只能認識自己意識活動」之理論框架。
四、共同體之瓦解
四、共同體之瓦解
「我根本不去想很多事情，每天就是吃飽睡足...... 我根本不去想很多事情，每天就是吃飽睡足......我根本不去想很多事情，每天就是吃飽睡足......。」標哥重複著一句話三遍。「那個傢伙離開沒有？」標哥問我。「那個人啊？.....歐！走開了.....。」我回頭看看。「.....實在很怕與他聊天，這傢伙一開講沒完沒了，有一次像白癡一樣聽他說了一個小時，從他抗癌經歷，講到一代與二代健保差異，甚至論述台灣國家定位以及未來國際走向......幹！令爸係伊學生兮納！」標哥苦笑的說。
關於上述之理解，雖然與盧曼（Niklas Luhmann）的系統理論並不完全合致，但是或可藉助其理論厚度進行更深入之反思。盧曼認為，一般哲學史上討論熱烈的「人之主體」只是一種環境，所謂「溝通」絕對不會採取「共識模式」，我所想的事、說的話都只是「我的」。換句話說，每個人就像是細胞一樣，雖然與其他細胞有所關連，但是自成環境，呈現一種既封閉又開放的狀態，但其中並沒有「共識」這種東西。
比方說，本文所採取的田野研究方法，雖然戲稱「隨機聽人聊天法」與「偶爾插花喇賽法」，但實際上就是一種日常生活相處法（比較接近人類學方法），不過有趣的是，筆者本身同為癌症病患，因此敘事內容很難說只是「圈外人觀點」，但是又與所謂「參與觀察」扞挌不入，反而比較接近社會學上的「我們」觀點。不過，承上所述，即使歸屬於「我群」的一份子，惟實際上並無法產生共識，我認為這就是一種同理心的副作用，個體永遠是一個不斷自製狀態下的獨立細胞。
蓋病患之間並不因為「我們」的關係，就幻化成一個群體的我，即使同一共同體的組成員之間也沒有輸出與輸入之關係，而僅是互為環境或系統之關係。換句話說，彼此相關卻又無關，既是我們又是他們，蓋病患之生產並非直接由整體人類行為所導出（當然，站在環境共犯主義來看，所有的環境事件都有關聯），尤其癌症成因可說是個人因素居多，那是一種多年習癖與愛好的自我再製所逐漸形成。
縱使從位格（person）的觀點言，我（們）是由你（們）與他（們）所建構出來的主體，但是這種後設觀點並不容易為一般人察覺，因此當某些病患逐漸從我們成為他們之際，這顯然又從醫院／病患這樣的共同體回到了原本那個二元對立的觀念世界。於是「病患制服」所彰顯之平等原則隨之瓦解，繼而代之者為階級、血統、性別、年齡等政治性因素相互鬥爭。所謂政治性因素，非謂吾人一般所討論之狹隘政黨政治，而是壓迫、剝削、管制、歧視、權利義務、平等、自由等語彙所衍生之對抗與變遷現象。換句話說，原本醫院所建立的一元信任體系，瓦解、轉變或回復為多神的世界。所謂的我們就這樣消失了，或者說自始至終只存在著「我」，而根本沒有「我們」。
五、「我」的無止境認識過程：代結論
「我們」這個概念之所以充滿不確定，其實原因很多，非僅本文上述引介盧曼系統理論所做的粗略分析。倘若吾人將盧曼此種反主體性的論述放在一邊，或許更會認同包曼（Zygmunt Bauman）關於我群與他群之分析。蓋我們與他們其實並非對立的概念，而是一種隨時在變換外延界限動態現象，這其中陌生人的出現會改變這一切彷彿定型化的穩定秩序。此一陌生人理論，經常反應在已開發社會之選舉活動上，分析家指出大選的結果往往決定在「中間選民」（當然，如果依照中間選民之性質觀察，布爾喬亞或許更為貼切）是否願意參與選舉活動而定。這種政治對立關係外的陌生人，成為我們與他們之間的浮動標示。
相對於病患而言，陌生人某個程度來說並非「健康的人」，也就是說陌生人雖非「我們」但是還不至於變成「他們」。至於何時陌生人會成為「他們」呢？很簡單，當陌生人開始炫耀他的「健康」之際，當陌生人開始離開他的邊緣位置之際，尤其這些「不健康」與「邊緣位置」有一部分根本是他自己所參與建構完成的形象。顯然，問題似乎永遠發生在那個「我」的不確定性質，然而探討要不就回歸西方哲學關於主體的定位討論，要不就是完全將焦點放在物自身，將自我當作自己說故事給自己聽的盧曼細胞。究竟有沒有第三種、第四種.....認識模式呢？顯然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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