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經叛道的好傢伙
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是我從小耳熟能詳卻始終對其一無所知的名字，長久以來在我的直觀裡他就是哲學的代名詞，標誌著那些崇高但又不著邊際的玄學。除此之外，尼采與前期、同時期甚至後期大多數哲學家最大的不同，在於其徹底切割哲學與宗教的關係，今日看來或許沒什麼了不起，但是十九世紀做此主張者卻是離經叛道的行為。不過，關於尼采的閱讀始終隻字片語，生病之後更不想給自己太大的閱讀負擔，於是手邊一本劉昌元寫得《尼采》自然成了住院無聊時光的最佳選擇。
愛命運
這本研究尼采思想的書，最令我心有戚戚焉的就是尼采所謂的愛命運（amor fati）論點，尼采認為一個不幸的人會有以下之悲傷情緒：「如果現在不是這樣該多好！」但是如果人們秉持「對於現在的無條件肯定」，那麼我們就不會被前述的悲傷情緒所左右。誠如作者劉昌元的詮釋：「一個有意義的人生必須在過程中即獲得滿足感，而不能只將幸福寄託在未來，認為只有等目地實現了之後，人生才能有意義。」尼采此一反本質主義與崇尚經驗主義的獨特思考，突破了宗教寄望來生或永生的想望，而將主動積極的此生作為生命唯一的試煉場，此論點對於虛無主義而言猶如一記當頭棒喝。
解放的年代
尼采的創見當然不僅如此而已，其主張的觀點主義、力量意志、藝術救贖論以及德性倫理學等等，均有值得深度閱讀與思考之處，尤其是運用美學觀點詮釋悲劇的論點，以及對於反猶主義嗤之以鼻的態度，更令人尊敬。但是如果將尼采置放在十九世紀布爾喬亞（即中產階級之意）的階級，我們會赫然發現整個十九世紀對宗教、知識以及科學波瀾壯闊的思想變遷，而此一圖像我是由彼得‧蓋伊（Peter Gay）的《史尼茨勒的世紀：布爾喬亞一百年‧一個階級的傳記》所獲得的。
蓋伊藉由一位猶太裔的醫生兼劇作家（當時知識階級仍然屬於一種菁英階級，所謂劇作可說是一種特定階級內的流行文化，故而劇作家乃掌握流行趨勢的創作者）的生活狀態（主要是性生活的狀態），牽引出整個十九世紀中產階級性觀念、信仰觀念、工作倫理等面向的背景圖像。無疑地，由於科學的無限可能性，十九世紀對西方（尤指歐洲）而言，是一個樂觀年代也是一個價值不斷崩解與除魅的時代。
我的主治醫生王博南醫生見我讀這本書，還有感而發認為十九世紀的醫生實在太萬能了，因為現在的醫生早已不再察言觀色，而是凡事倚靠科學數據與檢驗來看病。沒錯，醫生在十九世紀掌握了知識的詮釋權，自我形成了一個特殊的知識菁英階級，許多現代的社會問題，歸根溯源都可以溯追於十九世紀的醫學研究，例如樂生療養院事件就可以追溯至「隔離」的醫學觀點。蓋伊不脫過去說故事的高超功力，讓我在住院期間讀了許多有趣的歷史故事，只能說心嚮往之。
歷史思考
當然，蓋伊這本書與他另一本書《威瑪文化》，均隱藏了一個歷史轉折的遺憾。由於德國接受啟蒙運動的時間點較歐洲其他國家為緩慢，或許此一歷史事實被認為對德國現代化進程是有利的，可以避免如法國大革命那種全面性摧毀的災難。但是，另一個面向在於，當內部改革緩慢，而又面臨外部戰爭民族主義之發酵，雅利安人（Aryan）的呼聲讓整個西方的猶太人因此陷入了萬劫不復的境地。當然二戰後，猶太復國主義則走到另一個極端，在薩依德的書裡我們看見了另一群無辜人民（巴勒斯坦）淪為邊緣他者的痛苦。有時候想想，西方世界的恆久苦難，某個程度是《聖經》為猶太人所製造的原罪：猶太人不但不敬耶和華上帝，更害祂的獨生子耶穌基督被釘死。可見，一個根深蒂固的仇恨因素，所影響的時間與空間竟是如此長久，而這正是尼采所欲積極祛除之弊：以上帝作為所有問題之解答，就是要人不要思考。
歷史研究最有趣的一點在於證明，所有的歷史事件都是概念化的爭執，而觀念變遷卻必須經過恆久的時間才會形成。每個時代都有所謂的真理被生產出來，但是後來證明這些真理往往只是片面的獨斷思考。因為人時常感到恐懼，因為人時常會將自己的失敗導源自他人的迫害，因為既然錯誤都在於別人，那麼可以安慰自己的無能，更可以消除或掩蓋自己曾經犯下的共犯痕跡。這些業障顯然忽略了歷史向度之思維。
歷史思考，確實為其他專業領域開拓了一條尋找真實之路，它可避免專業領域之研究陷入專業遺憾（只懂自己專業領域事項，而對其他領域一竅不通之意），而且提供抽象思考者一把經驗論的鑰匙，以減輕信念與知識相互混淆的弊端。
當然，聽故事始終是件令人愉悅的樂事，前述廢話一大堆其實完全可以不予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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